江雪 2008-5-9 20:51
我眼中的魏晋之悲
一、魏晋之世
魏晋是任何一个回望中国历史的人都无法一扫而过的名字。这是一个充满动荡、混乱、灾难、血污的时代，王朝不断更迭，政治斗争异常残酷，名士们有意无意的卷入旋涡，然后一批又一批地被送上刑场：何晏、嵇康、二陆、张华、潘岳、郭璞、刘琨、谢灵运、范晔------直到“华亭鹤唳不复可闻”，甚至“广陵散于今绝矣”，留下的总是让人扼腕的伤心故事；但即使在这样的时代，人性却并不委琐，甚至较其他时期更加张扬，就算必须付出戕害自己身体甚至生命的代价，也决不放弃灵魂的执着和抗争，“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也留下了让后人无限钦羡又只能望其项背的潇洒飘逸。这是一爿无法复制的风景，象荆棘丛中的狂放舞蹈，我们只能在遥远的此岸含泪观望。
二、我们这样活着
在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之前，魏晋士人在很多人眼里，一直是放荡怪诞奇异恣肆的一群。有人与猪共饮，有人在丧母期间酒肉如常；送友可以聚众驴鸣，不理会别人的眼球；访友可以兴尽而返，不在乎是否谋面……更有那出尔反尔的酒鬼刘伶，骗妻子说祝鬼神方能断酒，却不仅吃了祝鬼神的酒肉，还留下一篇让人苦笑不得的祝词：“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似乎真的是“礼岂为我辈设也”，全然不顾世俗的礼法，随心随意，自由自在。然而鲁迅却说：“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本来，我们从曹操在“唯才是举”的口号下，杀了屡屡逞才的杨修，也很容易明白这一点。那个不知礼为何物的阮籍，常从邻家美妇饮酒，甚至醉眠其侧，不是“终无他意”么？但习惯了诸般礼仪的眼睛，总是停留在他们与众不同的放浪形骸上面，很少去想我们这个号称“礼仪之邦”的民族，怎么会凭空冒出这么一群不知礼仪是何方神圣的怪物？好一个“无计可施”，平平常常轻轻巧巧，就带出了也带过了魏晋士人看似无所顾忌的背后，那份深沉的无奈，和无奈背后近乎绝望的忧愤与悲慨。他们就这么活着，在别人艳羡的目光里，痛苦地坚持着一份无人理解的执着。
当生活资料不再是睁开眼睛后唯一重要的关注点，人就不可避免的成了形而上学的囚徒，穿衣吃饭之外，总想有点归属，给精神也找一个家园才好。在春秋战国时代，这已是一种成熟的追求了，策士们游说列国“虽九死其犹未悔”即是明证。孔子就不说了，即使众人眼里清净无为的老子，也何尝真的韬光养晦，将“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的宣言贯彻到底，否则后人就不会知道老子其人，更不用说学习研究他的思想了。实际上，老子不过是用和孔子不同的思路寻找另一种精神的家园罢了。魏晋时经学式微，玄佛引入，生命意识进一步觉醒，人们必然更清醒地关注自己作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正因了这份清醒，才产生了有意识的追求和这种追求实际上的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
魏晋时流行清谈。《中国美学的文脉历程》认为：“清谈是魏晋名士的一种美丽的生活事件与精神事件，是文人学子逃避政治事功、崇尚思辩理性、开展名理辩诘与打造人格范型的一种文化方式，体现出独有的魏晋风度。”并且把清谈与名士历史性生成的根本原因，归于由先秦道家传承而来的文化素质与文化底蕴。的确，“清谈的‘话题’，继承与发展了道家喜欢喜欢追问本体的思想与思维的传统”。不过，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书中提到的东汉末年的“党祸”，也同样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原因。就象鸡蛋是产生小鸡必不可少的原因一样，一定时期的温度等条件也是产生小鸡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原因。因为鸡蛋可以变小鸡，也可以变臭蛋、松花蛋、甚至碎蛋，如果你把它摔在地上的话。所以，有道家的文化底蕴，只是有了产生名士流行清谈的可能。我们也可以说“党祸”是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道家的影响从来都没有缺席，而且魏晋之后的研究只会更深入更全面，但类似的风度却再也没有出现过。当然，这也是一种不合适的说法，因为在一个事物产生的所有必要原因中，很难进行平衡比较，就因为它们缺一不可。本文从立论的角度，更多的关注文化传统之外的原因。
政治本来就不是四平八稳的领域，魏晋时风波尤为险恶。政权的更迭与派系的沉浮，再加上**统治者个人的好恶与情绪，叠加在一起，构成了当时极为动荡的政坛状况。嵇康在他的《琴赋序》中说：“余少好音声，长而不倦，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处独穷而不闷者，莫近于音也。”实际上有盛衰变化的何止于物？那是一个即使求“做稳了奴隶”也不得的时代。大家都明白其中的变数，今天是高官厚禄，明天或许就是刀俎与绞架，于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心焦不已。残酷的现实迫使他们不得不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进行谨慎的设计。积极的态度显然是不可取的，因为一旦卷入旋涡，连回旋的余地也没有了。但是消极的态度同样行不通，因为消极必生对立，对立必生嫌隙，嫌隙必然招来仇视甚至杀害。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阮籍那样的本事，一醉两个月，将与司马氏的婚议拖得不了了之；或者以一篇华而不实的文章应付掉当权者的差事。多数情况下，不合作者都没有好下场。嵇康因《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得罪司马氏，又冷淡司马氏的权贵钟会，终于以莫须有的不孝罪见杀，他其实何尝威胁到司马政权，只不过不合作罢了。伴随着名士们终日如履薄冰的心理体验的感受是“孤”、“寒”、“惊”、“凄”、“愁”、“悲”。阮籍“忧思独伤心”，嵇康“独步光庭侧”，连曹丕都觉得“苦寒常相逼”，陆机说何晏“顾影常自怜”就不难理解了。甚至“草木皆兵”“杯弓蛇影”的惊恐典故出自魏晋时代，都可说是很自然的事情。从这个角度看，魏晋士人在表面上的洒脱超然背后，承受了多少局外人难以想象的压抑和愤慨？正因了这份张力，魏晋士人的潇洒风流才有了他者不可能具备的沉甸甸的分量。
然而即使如此，谁又愿意轻易了断残生？从降生的那一刻起，人所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生，而不是如何死。连英雄一世的曹操，也慨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何况那些空有一腔抱负而无处施展，甚至连生活方式都没有自主权、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人呢？陆机有“天道信崇提，人生按得长，慷慨惟平生，俯仰独悲伤”，刘琨有“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老百姓也慨叹“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阮籍算能举重若轻了，照样念叨“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哪里有一点超然出世的仙风道骨？生存的疲惫和死亡的悲哀，在魏晋名士的心灵中埋下了悲凉的种子，迫使他们将自己放逐于竹林山泉之间，把思维的触角伸向人生的最深层面，去追问、言说本体问题。为了在生存的同时减弱这种疲惫、惶恐与悲哀，他们拼命地喝酒服药，在不至于危及生命的人情领域里刻意求真，以致极端到让常人侧目的程度，才有了表面上怪诞奇异的所谓“魏晋风度”。这是他们唯一可以释放真我的空间，所有的坚持和执着全部倾注的所在。在其他各方面被迫萎缩的背景上，这份怪异尤其显得与众不同，甚至触目惊心。本来是为了惜身养生，结果反而戕害了自己的身体；举杯是为了销愁，却不料愁闷更加挥之不去，连精神也给连累了。但他们就是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展示了他们作为存在的真实样貌，象荆棘丛中的舞者，即使鲜血淋漓，也依然狂舞不止。因为，存在本身，就是胜利的一种形式。
三、结语
魏晋之世与春秋战国不同，那时虽然一样动荡混乱，但强有力的集权制度尚未形成，一切还在探索酝酿之中，所以可以“百家争鸣”，任何花草都可能有开放的生命空间；魏晋和晚明也不同，那时候随着商业和城市的发展，思想者混迹其间，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市民阶层的代言人，所以并不孤独，而魏晋时思想主要还是上层士人的奢侈品，他们一往无前同时曲高和寡，格外敏感同时无处言说，又因太过执着而不肯宽容，所以虽然重情也难免落寞，平添了几分悲壮；魏晋又和民国不同，那时森严的封建秩序的壁垒已经摇摇欲坠，谁都不妨呐喊几声，而魏晋时**秩序的威力正初露峥嵘，处于上升的阶段，绝不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施展拳脚的机会，于是种下了太多随意的荆棘，更增加了魏晋时人挥洒生命活力的难度。惟其如此，在洒脱、随意、享乐甚至沉沦的宽袍大袖后面，那份执着、坚持、忧愤、伤痛才更加刻骨铭心，而且整日“低徊不已”。有了这份悲慨的底色，魏晋人的放荡恣情才不至于轻浮怪诞，反而开出一片狂放的异花，散发出摄人心魄的异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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